如何看电力体制改革现状电改未来命运抉择双城

如何看电力体制改革现状：电改未来命运抉择

电力部门是否要进行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这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如果要市场化定价，那么由于需求与可再生能源的波动特性，必须建立具有高分辨率的价格体系与调度运行体系，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本质上的系统运行平衡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实时市场的建立，将发现最重要的价格(实时对应于供需平衡的价格)，为其他价格提供结算标准。

如果不进行市场化改革，那么就需要退回至厂网一体的状态，目前调度超越上帝的地位也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的粗尺度调度原则也是越来越不可行的。需要不断练习并熟悉经济调度原则。这不仅涉及激励，而且还需要能力。

中间有多少骑墙的余地?随着可再生能源并网倍速增加，天生爱自由的可再生能源逐渐吃掉系统之前的备用、惯性等冗余,并引发系统稳定、阻塞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没有调度范式的改变，装机进一步大发展的后果必然是巨量的弃风限电，甚至是系统供应稳定性与安全问题。特别地，在中国电力系统文化的认识水位中，稳定输出的电源往往还普遍被认为是一种价值。这与可再生能源特性格格不入。

整体系统的需求就是不稳定的;

稳定的需求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需要稳定的供给去满足;

模糊的认为稳定是一种价值，其本质上是一种企业而非全系统视角。其更准确的表达是在正确的时间发电的能力是一种价值，而不是这种稳定本身。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是一种选择。但是，唯有停在原地，不可行。因为电源结构在持续变化，可再生日益增多。

电力部门在经济版图中的角色

提供廉价的有竞争力的电力供应，永远是电力部门的核心角色。这种廉价，一方面是相对于国际同行(美国/欧洲而言)，中国籍此取得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是相对于自身降价的潜力而言(可以对比中国的通信行业的资费水平，并与发达国家作比较)。笔者与同事的初步研究表明：在未来5年，中国的电力价格，给定燃料价格长期低迷的较大可能，继续下降50%，同时提升电力职工收入50%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电力部门本土化、自主化，国有企业与资产占绝对地位，外资可以忽略，民营还非常有限，不存在国际竞争，跨国电力贸易也非常之少(成本与安全考量)。这样的部门，恰恰是需要国际标准的部门，以保持其持续增强的竞争力与创新能力。在构建国民经济内循环为主、双循环促进的新体系中，电力部门尤其需要成为一个对外交流与对话的窗口。

如果国民经济每个部门都中国特色了，那么总体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再是特色了，而是特殊经济形态了。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导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电力系统，这无疑是摊派思维在作怪。

必须在顶层设计中明确的是：电力部门作为一个内循环的部门，不需要任何中国特色，而必须坚持国际标准与方法论，将经济效率、而不是绝对控制权(你不控制，它也跑不了)放到第一位。电力部门是一个经济部门，需要彻底的非政治化，在其他部门(比如IT、电信)跟国际纷纷脱钩的背景下，电力系统要逐步与世界挂钩现状是脱钩的。

通往电力体制改革成功的道路，必须踩着国家调度中心的牌子通过。这是能源体制革命的一大内涵。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新的事物与尝试，比如现货试点与调度范式改变，必须秉持持续渐进(incrementalism)的方式，一点一点进步。

电力体制改革，从经济上讲，是优化资源配置。从管制角度讲，是重新分配一种稀缺资源自由。过去，调度具有99%的自由，1%情况下要受到电力监管机构审查。而发电商几乎没有自由，他们必须提前很长时间(比如24小时)给调度提交出力水平，而不能再自我调整，而调度却可以单方面任意调整它们的输出[1]，且不需要任何理由解释或者财务支出。而可再生能源出现之后，它的天然属性就是自由的，因此调度从一开始就会争夺自由这一稀缺资源。

管制逻辑与经济逻辑哪一个为主决定了电改的命运

经济逻辑：简单来讲，成本效益最大化，或者在效益既定(解决问题)或者明显很大的情况(比如封城以解决传染病问题)下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用或者产出。当然，如何界定或者测量方程的两端，是另外的问题。类似的，电力系统的各种优化与模拟，往往都是以供给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如果用户的停电损失加进来，那么就是全社会成本最小化了。

管制逻辑：政策能否得到大部分利益群体的支持，特别是一些强力的政治集团，比如公众或者垄断势力。成本无论大小，最好是隐性的，或者能够摊派，由第三方来买单;效益无论大小，最好显性的，有能见度的。比如，可再生能源是波动的，会偷走之前调度具有的无限自由资源。即使前者加装储能成本再大，那也是可再生能源来承担，因此它必须加装储能。目前的现状往往是这种管制政策博弈的结果，从而使得维持现状成为一个不需要额外努力，但是最可能被通过的结果。过去的部分所谓改革，特别是电网层面的改革，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的维持现状而已。

很多改革与市场设计，由于管制逻辑大于经济逻辑，使得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承担了很多不属于市场功能的任务。这样的市场，发育起来的机会微小。几乎所有的现货(指的是日前与实时)试点，都可以称为鸟笼子里面的改革存在各种事先确定的任意性的边界条件。

这种边界，往往是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在甘肃、东北等地上演的保证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闹剧。本来，可再生能源是否消纳，对于全社会以及业主就是每千瓦时4-5毛钱的事情，对于电网公司就是每千瓦时2-3毛的事情(有可再生基金补贴)。有限明确的价值，弃了电，按这个水平给业主补偿即可。这其中经济逻辑非常简单。可是，一旦有了物理上必须消纳、满足弃风率目标(5%)的政治性要求，那无论多大成本都成为了物理上需要实现的指标。东北存在严重设计缺陷的调峰辅助服务，还能设计出得不偿失的每千瓦时8毛-1块钱的调峰电价。(相比而言，美国的市场，比如ERCOT就具有更大程度的自由，比如日前市场是否参加，是自愿的;而意大利的单一平衡区的外来电，也是在日前确定了就不能改变，相比而言自由度就小了。)

未来展望

必须明确，2015年改革之初的中国电力系统，并不是计划经济系统计划经济也是有明确价值标准的。它更多是一个消费者缺乏选择与发言权，而拥有信息与权力优势者高度自由量裁的体系。

对于特别讲究频率、电压与功角稳定的电力系统来说，恰恰现在的状态，是脆弱而高度不稳定的。改革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主动的推动改革，还是被动地在未做准备的情况下迎接各种渐变灰犀牛问题的挑战，需要一个清晰的政治决断。我们相信，或早或晚，中国能源部门的决策者，必须作出几个艰难的选择(hardchoices)：

1.维持计划还是市场为基础的电力体系?电力行业多长时间洗一次牌?没有短期市场的电力系统，就像一个超级固化的系统，无法实现自动洗牌。三峡分电方案，一旦定下来就十几年，无法考虑不同地区供需变化的此消彼长，造就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能够像美国竞争市场那样，5分钟一个市场(一个价格)，那么改变的难度就不会过于大。

2.是否要大幅度提高整个系统运行的透明度?目前，系统的调度运行数据仍旧是个商业机密。广大的用户与公众无法理解与精确校核优势集团的说法或者主张。公共平台很多问题的讨论，大部分无法基于数据与信息，而仍旧是模糊理念的讨论与隔空对话。

3.是否在本质上改变调度中心战场指挥官式的角色，成为一个处理系统平衡(或者自我平衡下的总体偏差)、具有有限功能、提供专门服务的专业机构。目前的调度自由度过大(除了受年度电量约束)。随着所谓带曲线的中长期合约(这其实是不必要的)签订的日益增加，以及现货市场的推进，分散市场交易(形成自我调度)与自由量裁调度之间的冲突会日益加剧。传统的煤电上大压小与提高系统的灵活性背道而驰。目前，各个发电集团纷纷在进行等量替代的决策论证。这种上大去小如果进一步实施，对于整个系统的灵活性不是好消息。这是调度模式的僵化所带来的扭曲激励。

4.是否继续维持电网企业集调度权、结算权、售电、电网投资与运营为一体的巨无霸模式。若维持将使得目前的变化不可持续，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对价格的进一步管制，或有可能滑回10年前的范式统购统销、标杆电价与销售电价目录。更进一步，利益分割与冲突更加无法协调，从而有动机或者危机，重新成立厂网一体化的电力部。

5.如何解决预算软约束与道德风险问题?在电网与火电领域，严重缺乏需求与经济理性的白象工程仍旧广泛存在。便宜的银行资本、过剩的企业现金流都起到了何种角色?

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相关的利益主体是否满意现状?很显然大部分主体是不满意的。是否信任未来?大概率是不信任的。是否希望回到过去，比如2005年前?可能性是存在的。要解决这种尴尬，电力部门必须成为一个经济部门，而不是管制逻辑主导的部门，与国际逐渐接轨，而不是像其他行业那样日益脱钩。世界是美好的，但是边际上在变差。相反地，中国的电力部门，有望在边际上开始变好。

上述严重挑战需要公开、严肃的面对。但它们并非不可克服。改革的透明度、中央政府提高电力价格竞争力的政治决心与魅力、社会日渐提升的认知水位，构成了进一步改革成功的基石。我们将继续参与、见证、贡献于能源转型过程中的电力体制改革。能源杂志　作者：张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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